余华：从手握钢钳的牙医到名满世界的作家

牙医的生活和故事………………

刚刚读了余华的《我只知道人是什么》，里面是余华的一些演讲、随笔和杂文，蛮有意思的，我从书中收录的几篇文章中，梳理出了余华从牙医到国内顶流小说家的大概经历，分享给大家。

余华1960年生于海盐，父母都是医生。

1967年，余华上了小学，1977年高中毕业，他的求学阶段，刚好是文革十年。

在余华小的时候，中国虽然处于文革时期，但国家还是在无私援助亚、非、拉。余华的父亲身为外科医生，有一个机会去援助非洲，但名额被人顶了，他父亲很遗憾，余华也一样遗憾，那个时候，他产生了第一个梦想——长大后做一名医生，去非洲拯救生命。（参考《我的三个现实和梦想》）

在文革十年中，余华无书可读，就连县图书馆都只有两个宽不超过一米、高只有两米的书架，放的都是革命与反革命斗争题材的书，他看起来觉得很没有意思，能让他喜欢的，只有《闪闪的红星》和《矿山风云》这两本讲孩子故事的书。（参考《我最初的阅读与写作》

1977年，余华第二次高考落榜，在父母的安排下成了一名牙医。

余华工作过的医院

牙医这份工作，余华做了整整五年。他观看了无数张开的嘴巴，拔掉了一万颗牙齿，后来就觉得老干这个事情没有意思。他看到在隔壁文化馆工作的人，工作很悠闲，每天都可以在大街上乱转，觉得这样的生活倒是很适合他，于是就萌生了到文化馆工作的想法。

进文化馆只有三条路，作曲、绘画和写作。余华觉得绘画和作曲太难，写作只要认识字就可以尝试，于是就开始写小说。

在《我最初的阅读与写作》这篇文章中，余华写道：“我的经历告诉你们一个道理：做一个作家只要认识一些字，会写一些字就足够了，有文化的人能成为作家，没文化的人也能成为作家。”

但实际情况，并没那么容易——余华开始写小说后，遇到了很多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如何坐下来坚持写下去。

余华刚开始写小说时，才23岁，往桌子前一坐，准备写小说，看见窗外阳光明媚，鸟儿飞翔，听见说笑声不断，就想出去。这是客观环境在诱惑他，让他很难长时间坐在那里。

另一个让他坐不住的原因，是他不会写。他写第一篇短篇小说时，都不知道分行怎么分，标点符号该怎么点，坐在书桌前，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必须逼着自己往下写，非常艰难。人不知道事情怎么做或者怎么做都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就很难坚持坐在那里。

好在写作过程自有回报，他的第一篇小说虽然写的乌七八糟，但里面有几句话写的不错，他读了觉得这些句子很牛，就有了一点信心。

第一篇小说没有发表，他接着写第二篇，里面好像有故事了，再写第三篇，不仅有故事，还有人物了。

余华先找《人民文学》和《收获》这样的顶级文学杂志投稿。稿子被退回来，他又寄给《北京文学》和《上海文学》。又被退回来后，就寄到省一级的文学杂志。再退回来，就寄到地区级文学杂志。

杂志的回信，都是邮递员从余华家院子的围墙外面扔进来。余华的父亲，可以听声判断希望大小。如果是“啪嗒”那种很响的声音，就是退稿，如果是轻飘飘的没声音，就有希望。

能收到退稿，其实也是一种幸运。因为八十年代初，小有名气的作家，写下来的作品还不足以填满中国那么多文学杂志的版面，编辑们会认真阅读自由来稿，从中挖掘有希望的作者，无名作者自由投稿是有机会被采用的。等到1985年时，这种机会已经没有了，因为文学杂志的版面已经不够发表成名作家的作品了，杂志社收到自由投稿连拆都不拆直接塞进麻袋卖废品。（我2003年投给《北京文学》和《十月》的小说，估计就是这个命运。）

更幸运的是，余华的第三篇小说在1983年发表了。小说发表后，县里的官员认为余华是一个人才，认为不能再让他拔牙了，应该让他去文化馆工作，就把他调进了文化馆。

1984年，余华开始在《北京文学》发表小说。

1987年，余华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在《北京文学》第一期发表，而且是头条。副主编李陀激赏余华，把余华推荐给了中国最好的文学杂志《收获》，《收获》第五期和第六期连着发表了余华的两个中篇小说——《四月三日事件》和《一九八六年》。

余华说他能走到今天，是一个人和一本杂志帮助了他，这一个人就是李陀，这一本杂志就是《收获》。

余华写作遇到的第二个困难是“如何写好对话”。尽管余华已经开始不断发表作品，在文坛小有名气，但始终无法驾驭对话，比如老农民开口说话可能是大学教授的强调，他做不到让什么人说什么话。一开始余华想到的办法是用叙述代替对话，只在自己觉得特别有把握的地方，才用引号标出来。

在写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时，余华发现人物开始出现自己的声音，他就在他们声音的指引下去写对话，然后就发现自己跨过对话的门槛了。接着写《活着》，一个没什么文化的老农民讲述自己的故事，有了很多对话，他跨过了更高的门槛。

余华曾经读过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那是通篇都用对话完成的一部小说，给了余华很大的震撼，他也想写出用通篇都是对话的小说。但他发现这样非常困难。

1995年余华开始写《许三观卖血记》，写了一万多字时，突然发现这个小说开头是由对话组成的，他感到机会来了。同时他也意识到了通篇对话的长篇小说的困难在什么地方——这样的小说，对话有双重功能，一个是人物在发言，另一个是叙述在推进。所以写对话的时候，一定要有叙述中的节奏感和旋律感，要让对话成为叙述，又让叙述成为对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余华研究了越剧里面的唱词和台词，发现越剧通过将说和唱处理得很接近，保持了戏剧的节奏感和旋律感，他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就借鉴过来，在写小说对话时写得长一点，多加几个字，让人物说话时呈现出节奏和旋律来，保持阅读的流畅感。

写完《许三观卖血记》，余华对于写对话就不再担心了，很有自信，想写就写，不想写就可以不写。

余华遇到的第三个困难是心理描写，这也是他遇到的最大障碍。当他的小说越写越长，内容越来越丰富复杂的时候，心理描写就像一道鸿沟，横亘在余华面前。他不知道怎么写，每次写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停下笔，不知道怎么办。

这个时候，他读到了威廉·福克纳的一个短篇小说《沃许》。《沃许》写一个穷白人如何把一个富白人杀了。福克纳用了将近一页纸来描写刚刚杀完人的杀人者的心理，他的方式很简单，让人物的心脏停止跳动，让人物的眼睛睁开，全部是视觉：杀人者麻木地看着躺在地上的尸体，还有血在阳光下的泥土上流淌，他刚刚生完孩子的女儿对他感到厌恶，以及外面的马又是怎么样。威廉·福克纳用非常麻木的方式把这一切通过杀人者的眼睛呈现出来。

余华一下子就明白了心理描写该怎么写，但又不敢确认。于是余华找来心理描写的巨著《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作）重读一遍，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描述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死老太太后内心的惊恐时，没有一句心理描写，全部是用人物的各种动作来表达。接着又找来司汤达的《红与黑》来重读，发现于连和德·瑞纳夫人之间的感情，也不是直接描写心理。这个时候，余华知道，真正的心理描写该怎么写了。

跨过心理描写的障碍之后，余华感觉任何障碍都不可能再阻挡他了，剩下的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

每个人的成功都是唯一的、不可复制的，同时，每个人的成功也都是相似的、有抽象经验可以借鉴的。

1983年，余华因为讨厌牙医的无聊，想要自由自主的工作，走上写作道路，是因为他明确了自己想要什么。余华开始写小说时，赶上了文学杂志接收自由投稿的最后窗口期，这是机遇。余华从一开始的不会分行不会标点，坚持写坚持改直到发表小说，从不会对话描写、害怕心理描写到能够轻松驾驭它们，他采用了各种有意识的练习才跨过障碍。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抓住机遇，刻意练习，让自己具备出众的能力，这是我们普通人也可以从余华身上学习的。